立法之所以受到青睐也并非毫无理由。

在此基础上，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宪法、外国宪法与比较宪法为主体的完整的宪法课程体系。立宪主义一词源自日本，并至迟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

不过，这一话语体系的出现并未改变宪法学话语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尤其是在宪法学话语的国际传播中，我国设置议题的能力、参与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仍比较弱，始终面临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的困境。同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谈及共同富裕，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直到2004年齐玉苓案引发宪法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系统性反思，中国宪法学研究者们方才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方法论的自觉。基于此，规范维度的宪法解释被视为中国宪法学方法体系的核心，从而在宪法秩序中为概念体系与原理体系确立根本的规范遵循。一般而言，围绕它的学术建构应当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展开。

彼时，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分别以国例与律例二词对译葡萄牙1821年宪法与法国共和八年宪法。与其他学科相似，宪法学的方法体系，是推动宪法学生成、发展与成熟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划分而形成的内在逻辑统一的整体。其二，按日连续处罚与加处罚款均是要式行政行为，将加处罚款设定于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之中本身触犯了条文法，缺乏形式合法性，会导致行政处罚法与行政强制法的适用尴尬。

二者之间是先决关系，要判断加处罚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按日连续处罚合法与否作出判断。首先，行政机关作出按日连续处罚之前给予违法当事人改正机会，这种机会是有限制的：一是改正内容确定，要求违法者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针对不履行处罚决定而加处的罚款，行政机关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而并不必然的应当另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那么，按日连续处罚的内容最终会因执行力不足而无法实现。

由此推出，行政处罚应具备惩罚与预防两个功能，且惩在前，戒在后，暗含着以惩罚性为辅，预防性为主的功能内核。当相对人不履行按日连续处罚确定的罚款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行政强制执行以确保处罚的威慑效果，以加处罚款的方式督促当事人及时缴纳按日连续罚款。

加处罚款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理应由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加处罚款强制执行书》。作出阶段是指违法者被责令改正且拒不改正后，行政机关正式启动按日连续处罚的事中阶段。任何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该行政决定时，都有权依法加处罚款(50)，当然包括依法作出按日连续处罚的环保行政机关，而其他执行措施均有根据法律规定的立法限制，无法直接行使。庆幸的是，新《行政处罚法》取消了行政处罚不成立的说法，第38条在界定行政行为的无效时，增添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资格和违反法定程序且构成重大违法的违法事由，明确了构成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形。

有的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说理不够充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⑦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236号判决，转引自吴志光：《行政罚连续处罚之立法政策之检讨》，载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执行/行政罚/行政程序/政府资料开放/风险社会与行政诉讼》，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51页。新《行政处罚法》第9条增加的通报批评、第33条规定的首违不罚无主观过错不罚和不处罚时也要教育等新内容强化了行政处罚的教育功能，表明行政处罚并非为罚而罚，而是要达到预防违法的实际效果。

为避免简单地将二者的行为模式叠加适用且只局限于单个行为法的规制，亟须导入新的理论范式，重新建构二者的关系。(24)应松年、张晓莹：《〈行政处罚法〉二十四年：回望与前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请示报告等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行政相对人在加处罚款计算尚未达到最高限额时提起复议或诉讼的，中断对加处罚款的计算，加处罚款自法院生效判决明确原处罚的合法性后重新计算。

(20)转引自马怀德：《〈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⑥同时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按日连续处罚之目的，乃在借由不断的处罚，促使行为人履行其公法上义务，其规范目的并非在过去义务违反之制裁，而是针对将来义务履行所采取之督促方法。在此类情况下，按日连续处罚的决定虽已成立，但违反法定程序且构成重大违法，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界定为无效行政行为并予以撤销。(14)参见朱维究、阎尔宝：《程序行政行为初论》，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其四，这种以按日连续处罚为主、加处罚款为辅的设定方式，舍弃了加处罚款作为执行罚的原意。其次，责令改正作为按日连续处罚的前置性程序，是实施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除了发挥行政程序的工具性功能，自身内含的执行罚的补救性功能亦不容忽视。

本案未单独评判加处罚款的合法性，直接以按日连续处罚的合法性推定加处罚款的合法性。为了正确适用按日连续处罚与加处罚款，促使二者得以有效执行，除了要在微观行政过程中确保二者符合各自的合法性评价规则体系，还应在宏观行政过程中全面动态地把握二者的关联性和承接性。

《按日连续处罚办法》规定的改正时限最长是30日，自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书之日起算。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开展的各种强度与形式各异的权力活动都可从行政行为法中找到对应的行为类型，从而将权力纳入行政行为法之规制范围内。

⑩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此条款扩展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内容，加处罚款在诉讼期间和复议期间均不应计算，为行政审判实务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避免因复议、诉讼期限过长而导致加处罚款数额过高、加重被处罚人的负担，显失公平。

首先，行政过程中的各阶段或各行为虽然相互关联，但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阶段或行为的合法性必须单独进行考察和分析，单一阶段或行为的合法性并不代表整体行政法实施过程的合法性。⑥蔡震荣：《论按日连续处罚与怠金》，载《法学讲座》第28期(2004年)。(56)其次，按日连续处罚的实施次数不受限制。相较于其他执行措施，加处罚款只是剥夺当事人一定的财产能力，惩罚力度最小，欲以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达到行政目的，符合比例原则的精神。

行政相对人收到原处罚决定书后，既不履行义务，又怠于提起复议或诉讼，导致加处罚款的计算达到最高限额的，加处罚款计算完成，行政相对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对已经计算完成的加处罚款的执行。所谓制裁，是指针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以否定或者使行为人放弃此种行为目的而启动的反作用力，其内容是剥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课以一定的负价值和不利。

在按日连续处罚与加处罚款中，前者是基础行为，后者是执行行为。如果相对人及时缴纳了连续罚款，就没有后续的强制执行和救济阶段。

(59)2.按日连续处罚的合法性会影响加处罚款的合法性二者之间有法定的先后顺序性，作出阶段的按日连续处罚在前，执行阶段的加处罚款在后，意味着前行为构成了两行为共享的法律要件，共同要件引发的实质后果则是关联性的存在和违法性的传染。第三，按日连续处罚是一种独立的行政处罚，不同于作为执行罚的加处罚款。

(36)程进：《行政法律文书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40)参见马怀德：《〈行政处罚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还有学者提出单一式行政行为的过程性和复合式行政行为的过程性，前者包括调查取证的准备阶段、作出决定阶段和行政行为的实现阶段，后者包括了行政立法阶段、作出行政行为阶段、执行阶段、监督救济阶段。宏观上按日连续处罚处于作出阶段，加处罚款处于执行阶段。

而形式标准能够通过立法文本直观表达行政处罚的适法性要求，是区分行政处罚与其他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50)胡建淼：《论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

前者属于行政处罚，要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规制，后者属于执行罚，则要接受《行政强制法》的约束。(49)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此举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非不是使该救济性权利成为拖延履行法定义务的理由。实际上，行政处罚不仅仅是一种制裁措施，还有纠正违法行为的重要目的，具备教育和预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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